本网讯 《勃列日涅夫18年》的作者郭春生，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副所长。主要研究方向集中于俄罗斯近现代史、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等学术领域。“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下面将本书观点简要归纳，以飨读者。

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间，无疑是苏联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从时间跨度上看，这段时期占据苏联历史的四分之一，仅次于斯大林时期；从治理成果上看，这段时期的苏联，综合国力达到了顶峰，经济实力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而军事实力则足以与美国平起平坐；人民的物质和文化水平比以往各个时期都高。然而，比此种表面上的强大更为真实的，是苏联长期积累的社会弊端。在这个时期，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特别是它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模式已经成为束缚社会生产力和整个国家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官僚阶层的形成，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进行根本性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刻不容缓。如果此时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领导集团能够制定并贯彻落实科学有效的改革措施，那么苏联则很有可能避免剧变的发生。但是苏联领导人错过了改革的最佳时机，最终使得苏联从发展的顶峰跌落，“人为”地走向了剧变。

勃列日涅夫时期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一、经济体制改革半途而废。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的发展，主要归功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主持的“新经济体制”改革和一系列支持农业发展的政策的实施。但因勃列日涅夫深恐改革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动摇他的权力基础，逐步取消了各种改革措施，并对“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进行批判。这样，就使得原本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一步强化，严重阻碍了高新技术与生产的结合，严重影响了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化转变。另外，产业结构畸形发展，重工业生产总值过重；军备竞赛对国民经济造成巨大压力，都成为了苏联经济由盛转衰的原因。

二、政治体制日益僵化，特权阶层开始形成。勃列日涅夫不仅没有抓住经济上升时期的良好机遇，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还错误地把稳定看成了目的，把因循守旧地维持现状看成是实现稳定的手段。这导致了政治体制的僵化、行政命令体制的加强和权力的不断集中。主要表现为：党政不分和以党代政；详尽的规章细则使企业和地方失去活力；个人专断加强。因此，苏联在经济高走，社会相对稳定的同时，出现了一批所谓的“特权阶层”，他们是既得利益集团，掌握着党政军机构和企业、农庄的绝对领导权，他们的共同点是受过高等教育，但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淡薄，与老一辈的革命家相比，已不再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他们在实际工作中严重脱离群众，不顾群众利益，想方设法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反对任何形式的实质性改革。这个“特权阶层”使得共产党人失去了在人民心目中的革命形象、爱民形象，也使得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威信极大地下降。

三、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失误。勃列日涅夫时期，“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兴起，在政治运动形式上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民族主义运动。一些少数民族要求有更多的民族自主权，乃至脱离苏联而独立；俄罗斯人要求恢复民族古老的思想文化传统，摒弃从”西方植入的马克思主义“；二是独立工会运动，要求工会摆脱共产党的领导；三是共产党内部的左翼，要求扩大党内民主和自由；四是以基督教洗礼派为代表的宗教组织要求恢复传教自由；五是人权运动，要求实施西方的自由、民主和多党制。在遇到以上问题时，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领导集团不但没有积极地面对和解决问题，而是采取了”以不变应万变“的处理态度，在政治思想工作上，表现为采取教条主义式的空洞说教，对存在的问题缄口不言。这样做的结果，不但没有缓和矛盾，反而加剧了群众的混乱思想，引起了更为强烈的逆反心理。

四、霸权主义的对外政策损害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在对外政策上的两大失误表现为：一是1968年武装干涉捷克斯洛伐克改革；二是1979年武装入侵阿富汗。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平等和相互支持的，任何国家，不论其国力有多强大，都不应该去干涉别国内政。而勃列日涅夫时期，加强对东欧各国的控制的做法，严重损伤了人民心中的社会主义形象。